目前，中國已成為世界制造中心——這一點即使有質疑（比如有專家就指出，從總量來看，我們仍然遠低于美國），但也基本符合發展的趨勢。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將采用什么樣的方式、側重于哪些產業，其實是區域文化、政策和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，帶有很高的必然性——目前中國以低成本制造為主的經濟結構，也是如此。從這一角度看，說是中國選擇了制造，還不如說是制造選擇了中國。雖然在“微笑曲線”中制造環節的利潤是最低的，但絕不代表我們可以輕易地改變和跳躍——因為這才是我們目前的特長所在。至于“微笑曲線”的兩端——創新和品牌，由于中國文化抑制創新和功利性的特點，恐怕短期內尚難以實現真正的轉型。

    制造，更確切地說低成本制造，是中國企業主要甚至唯一的競爭策略——它已經成為中國制造的標簽。由此來看，中國企業應該在成本管理上一定很“精明”，但事實卻并非如此。肯錫曾這樣評價中國企業：成本優勢的巨人卻是成本管理上的侏儒；韋爾奇也說中國企業已經陷入了成本的“陷阱”。這些話雖然不中聽，無奈卻都是我們的現實。從產品檔次、產品類型、發展模式的同質化，到對研發和長期投入上的苛刻；從對質量和顧客的口頭標榜，到發生質量問題時的百般抵賴和責任推卸；從對供應商和員工的極力壓榨，到低價劣質采購和員工的低認同；從殘酷、單一的價格戰，到慘淡的經營利潤率，無不體現了這一點。由于只是就成本論成本，講究勤儉的我們在成本管理方面確實乏善可陳，特別是在時間管理、效率、組織內耗、用人、信用和商譽損害等隱性成本的管理上，我們的欠缺就更大了。

    現在，危機的到來給中國企業造成了巨大壓力，但正如巴菲特所言：只有退潮后才知道誰沒有穿泳褲，如果這場危機能使得我們的企業從戰略和組織的角度，更系統性地思考自身的成本和諸多管理問題，從而實現本質上的提升，那未必不是一件利在長遠的好事。